困擾執委會的可不僅僅是帆布的貨源，事實上各種紡織產品都是穿越集團所需的物資。醫療部門使用的紗布、民眾制衣需要的棉布、包裹火藥包所用的綢布，以及眼下最為急需卻一直沒找到合適貨源的帆布，這些紡織品加到一起，所需的量其實已經相當大，但瓊州島上卻沒有一個能夠穩定地向穿越集團供貨的商家。
這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為瓊州島本地出產的紡織品數量很少，像崖州吉貝布這樣以木棉為原料的織物，因為其產量太低，一直都是供不應求的地方特產。而穿越集團對布料的使用量又極大，僅僅靠著本地出產已經完全無法滿足需要。
對于這種狀況，也并不是沒人對農業部表示過疑問——我們干嘛不自己種棉花？有知情人更是指出，當初在穿越前農業部籌備的物資中就有優良棉種，既然自身發展需要大量的紡織物，又準備了棉種，那為什么遲遲沒有開墾棉田的計劃出臺。
對于這些疑問，農業部負責人袁若修老爺子親自出面作了解釋。棉花是喜熱作物，海南的日照時間和平均溫度是可以種植棉花，但棉花的開花期和收獲期都忌水，而海南所在的地方屬于熱帶季風氣候，雨水偏多，空氣濕度大，從這個角度來講并不適宜棉花的種植。最要命的是棉花的收獲季節幾乎是跟海南的雨季重合，光是這一條就幾乎把種棉花的路子給堵死了。農業部之所以在穿越前準備了棉種，可并不是為了在海南島上種棉花——等日后穿越集團占據了適宜棉花種植的地區，再把這好東西拿出來發揮作用。
袁老爺子的專業就是研究經濟作物，既然老專家都說了海南島不適合種棉花，那大家就只能把眼光放到島外了。看樣子穿越集團所需的各種紡織品，現階段也都只能依賴于從外面進口。不過這個時候袁老爺子又給了灰心喪氣的執委們一個小小的驚喜：海南島雖然不適合種棉花，但根據后世的農業開發經驗表明，海南島的部分地區的環境適合用來種桑養蠶。
對于袁老爺子的這種說法，有人也表示出了質疑——穿越之前怎么沒聽說過海南出絲綢什么的？
袁若修解釋說，海南的四季溫差小，每年養蠶時間比內陸長了幾乎一倍，很適合用來搞大規模蠶桑產業。實際上海南開始大規模的種桑養蠶是從21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到穿越之前還沒滿十年，雖然已經驗證了可行性，但因為在海南農村推廣的規模還不算很大，所以還沒有太大的名氣。不過根據穿越前國家制定的十二五發展規劃，到2020年的時候海南全省的桑園種植面積將會達到60萬畝，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口也將超過百萬，會成為全國蠶桑絲綢產業鏈最完整的產地之一。既然國家對海南蠶桑產業有這么大的規劃，那就說明在這里種桑養蠶是可行的。
這下就完全把執委會的興趣勾起來了，生絲在這個時代完全就是軟黃金，西方國家的商人每年都是拿著真金白銀遠渡重洋來中國排著隊求購。根據非專業歷史學家寧崎所提供的資料，福建海商許心素在同時期賣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生絲，價格高達每擔140兩銀子以上。而袁若修所提供的后世生產數據表明，2006年海南瓊中一地的種桑面積達三萬余畝，年產鮮繭三萬擔，折算成生絲大約在四千擔上下，照現在的生絲外貿價格可是一筆巨款了！如果織成絲綢出售，那價格至少還能再翻上一番，要是操作得好，這門生意能賺回來的錢不會比軍火貿易少。
袁若修進一步指出，開發蠶桑產業的好處并不僅僅只是出產絲綢，同時也可以帶動果桑、茶桑、菜桑、竹編、紡織、進出口貿易等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對促進地區的經濟開發將會有非常積極的影響。甚至日后只需絲綢這一樣產品能上得了規模，就足以把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中心部分轉移到海南島來。
當然了，好處這么多，要開發這個項目也并非沒有困難。在執委們就快要叫囂立刻推廣桑園種植之前，袁若修向大家說明了開發這個產業的幾個主要難點。
第一個便是海南的雨季問題，每年的七到十月都是海南島的雨季，高溫高濕的環境會讓細菌真菌的繁殖速度加快，如果沒有合理的措施，很容易大范圍地爆發蠶病造成減產；第二個問題是海南本地的野外昆蟲多，有些種類同樣會以桑葉作為食物，并且會傳播蠶病，也是隱患之一；第三是本地的民眾毫無養蠶經驗，農業部也嚴重缺乏相關技術人員，要在短期內做大規模的推廣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最后一個原因是本地并沒有優良的蠶種，因為這玩意兒無法長期保存，所以穿越前農業部也并沒有攜帶蠶種，只帶了數棵適應海南氣候和地理條件的桑樹過來，要開發這個產業就必須設法從外地引入蠶種，并且需要花時間在本地重新培養出能抗高溫高濕環境的新蠶種才行。
等袁若修把其中的門門道道講清楚，執委們一開始的勁頭已經消散了大半。不管是從大陸地區引進蠶種、在本地搞科研育種、培訓技術人員、在農村大規模推廣，沒有哪一個環節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整個產業從規劃到投產，沒兩三年的工夫恐怕見不到成效。這產業好是好，但只能先列入農業部的開發計劃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來。
而大本營的這些情況，都已經通過電報和書信的方式告知了駐廣辦。駐廣辦倒是認為引進蠶種這事不會太難，因為與廣東緊鄰的福建就是自古以來的重要蠶桑產地。當地從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一定的蠶桑產業規模，到了宋代，絲織業規模已經和四川、江浙起名，成為全國三大絲綢紡織中心之一，而號稱“刺桐城”的泉州因為絲織業發達，在中世紀直接就被不明真相的歐洲人用“刺桐”當作了“緞子”的代名詞，馬可波羅也曾在游記中將泉州港的繁榮程度與亞歷山大港相提并論。
可以說福建當地不管是優良的蠶種，還是絲織業的熟練工人，乃至蠶桑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這個時代同樣也遵循了有錢就好辦事的規律，駐廣辦只要肯出錢，為大本營完成這一任務并不是什么難題，所缺的不過是合適的時機和渠道罷了。
而這個“永豐布行”的出現，倒是正好迎合了駐廣辦眼下的實際需求。施耐德立刻讓何夕寫了約定見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寶叫了進來，讓他把回帖送到對方那里。
第二天傍晚，“永豐布行”的廣州掌柜果然就坐著小轎來到了位于廣州城外的駐廣辦所在地登門拜訪。之所以選在駐廣辦而不是在廣州城里選一處酒樓飯店，施耐德等人對此也是有所考慮的，這一是秉承著推廣“海漢先進生活方式”的原則，盡可能讓客商直接接觸到駐廣辦想要在大陸推廣的各種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衛浴設備、化工產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種勝利港特產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漢生活方式與大明的不同，而這些不同所體現出的海漢優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紳去模仿，進而達到商品和文化輸出的目的。
其二，在駐廣辦內會見客人，也可以免去隔墻有耳之嫌。經過了昨天書局開業的大出 業的大出風頭之后，“海漢”這個名號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在廣州火了起來，民眾們發現原來前幾個月在廣州市場上賣到絕版的各種新奇的海貨，便是來自“海漢”這個從未聽說過的新商號——是的，絕大部分廣州民眾還只是將海漢人的出現當作了一個新商行入駐本地，這個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貴重的玩意兒出售之外，似乎與其他商行也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于是各路商家都紛紛出動，希望能夠與海漢方面聯系上，讓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漢商品的銷售渠道當中。
第三，這樣做也是出于安全考慮，參考了蕭良和虞堯兩名軍警部成員的意見。雖然駐廣辦現在加上民兵在內也有十多名武裝人員駐守，但如果成員需要進城，那就必須得有軍警人員跟隨——盡管施耐德和何夕對此都不以為然，他們在第二梯隊到來之前經常都是一個人在廣州城內到處亂竄。但蕭良和虞堯還是堅持了按照規章制度辦事，特別是晚上如果要在廣州城內過夜，那至少要有兩名以上的安保人員隨行，并且作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時在廣州城內過夜，必須至少留一人在駐廣辦以備不時之需。
于是出于種種的考慮，最后駐廣辦也就擔當起了主要的對外接待任務。好在此時駐廣辦的改造工程已經完工，來客倒也不會看到什么亂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報后，一起到院子大門迎接了這位“永豐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豐”的人之外，這也是駐廣辦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門造訪的客商。
雖然離接到對方的拜帖僅僅只過了一天的時間，但何夕還是設法從某些渠道打聽到了關于這間布行以及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豐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據說是當地的五大布商之一，當然了，這個時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圍也包括了其他的紡織品在內，并不僅僅只局限于棉布。事實上根據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這些大布商在當地都擁有相當面積的桑田和雇傭的蠶農，也就是說他們手中所掌握的可不僅僅是銷售渠道，而是從生產到銷售一條龍的完整產業鏈，而這正是駐廣辦所感興趣的地方。
這位姓馬的掌柜年過四旬，雖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據說也跟大老板沾親帶故有些親屬關系。這個時代的連鎖生意基本都不會擺脫家族經營的模式，特別是派到外地的這種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沒點血緣關系的人，是很難得到足夠的信任去坐上這個位子。
“永豐布行”在廣州城里開著一間不小的鋪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兩地出產的綢緞制品，針對的客戶也基本是以社會中上階層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豐”為穿越集團所采購的大宗貨物中，紡織品特別是綢緞制品，有相當一部分的貨源都是來自于“永豐布行”——這些綢緞運回勝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裝火藥包上。
執委會所奉行的商業談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進行——幾個負責對外事務的執委都是久經考驗的酒場老將，都喜歡先將對手灌個半醉再進行談判，這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當初李奈第一次到勝利港的時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這也間接地造成了之后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存在著大量對“福瑞豐”不利的條款。
駐廣辦成立之后，執委會也是從庫存中特批了幾十斤白酒給他們。但當他們來到廣州之后，卻發現本地也很有幾種味道不錯的佳釀，甚至還優于他們特地從后世帶來的那些勾兌酒。
在這個時代蒸餾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兒，唐代的時候就已經有燒酒被發明出來，元代文獻中便有了蒸餾酒和蒸餾器的記載，而明代的《本草綱目》中更是有詳細說明了燒酒的制作方法和醫用價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當然駐廣辦拿出來的酒在觀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樓飯店高檔得多，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場上難以見到的玻璃酒瓶。而這也正是駐廣辦已經向勝利港申報的新產業之一，由勝利港生產玻璃酒瓶，運至廣州，駐廣辦在本地組織白酒貨源和工人進行灌裝，然后貼上銘牌，再以原本價格的十倍以上出售。這門生意的可行性極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為受限于包裝而難以模仿，但這個計劃報回勝利港之后卻被執委會暫時擱置到了一邊——現有的玻璃制品產能實在有限，連完成手頭的訂單都還存在困難，就更不要說制作工藝較為復雜的玻璃瓶了，這玩意兒僅靠著目前純手工工藝人工吹制，很難談得上什么產量，起碼要等工業部研究出擠壓成型的簡易生產線再說。
但哪怕是后世帶來的普通白酒瓶子，現在也足以鎮住這位曾以為自己見多識廣的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盞，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東西，甚至連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瑩剔透的玻璃制品，這種奢侈感是馬掌柜在過去的人生中從未見識過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經有幸參加過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過就拿出兩個單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沒有見過的，必定是海漢人自用的高級貨，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價，至少應該在五百兩以上。
這些東西當然都是非賣品，因為它們都是來自后世的工業品，尺寸規整，工藝先進，而不是勝利港玻璃作坊里靠著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這些東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執委會列為了禁售物資，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場合作為展示品來使用，而不會再輕易對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這些東西，馬掌柜便基本可以確信市面上的傳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廣州城內炒得火熱的玻璃制品的確是來自海漢人的供應，而這也讓他更加確信自己將會不虛此行——掌握了這種先進工藝的海漢人無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財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從海漢人的口袋里掏到錢了。
酒過三巡，馬掌柜便有意無意開始打聽海漢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對此也并不隱瞞，聲稱自家的產業座落在崖州某處海港之中，并邀請馬掌柜在方便的時候能夠去親身游歷一番。當然，施耐德宣傳的重點并非是當地的自然風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漢商品的豐富種類，以及勝利港的自由免稅政策。
這位馬掌柜顯然也是長期在外面走動的人，一聽到“免稅”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說在勝利港交易，貨物無需繳納稅賦？”
施耐德笑道：“連一個銅板都不用繳！”
馬掌柜眼睛轉了轉又問道：“那是否會按船只大小，或是貨艙大小來收取費用？”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廣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餉就是按船只的尺寸來收取，只要想收錢，主管單位總是能想到辦法的。
施耐德解釋道：“在勝利港對外來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義征收的稅賦。當然了，如果貴商行要在勝利港開店售貨，那就得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