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成大朋這幾年在巴達維亞所取得的功績，何夕當然十分贊賞，他知道自己這個部下在一線的活動能力的確非常強，而且對荷蘭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達維亞的情報站負責人可謂非他莫屬。所以當初成大朋返回三亞任職一段時間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達維亞常駐，何夕也是一口答應下來，因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達維亞，才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時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達維亞乃至南海地區的行事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個人風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劃實施，雖然也會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亞報備，但主動請示工作的時候卻是越來越少了。
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誠度出了什么問題，何夕依然確信這名部下對國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離海漢本土數千里之外的地方單獨行動，的確也不可能時時事事都向本土請示之后再做決定。
這種模式的好處就是一線的情報人員能夠對當地局勢變化及時作出反應，不會因為來回請示而錯過了大好機會，同時對情報人員的獨立運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時存在，情報機構本來就是特權部門，給予這些在外主持情報工作的官員過大的權力，很容易就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這樣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屬的駐外情報官員當中并不是沒有先例。
安全部外派的官員大多對海漢這個新興政權都還算忠心，作為隨這個國家一起崛起的新貴，他們往往也很珍視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但常年駐外手里又有錢有權，很難有人能夠完全克制住自己謀取更高社會地位，更多物質享受的天然欲望。
而海漢因為擴張速度太快，對專業人員的需求很高，所以官方給他們安排的入職培訓期都比較有限，內容往往更強調專業技能，對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意識灌輸則因為時間問題而相對較少。
在缺乏足夠監管和限制的環境中，這些半路出道且手握特權的情報官員們就會很容易迷失本心。何夕是真的有點擔心成大朋在巴達維亞待的時間太長，慢慢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聽命于三亞，而不是在力有不逮的時候才想起來求援的對象。
前次成大朋前往馬六甲海峽地區進行跨國貿易，順便到星島去招募了幾名據說能通曉西班牙語的漢人囚犯，這件事何夕雖然當時是點了頭，但他還是認為成大朋的招募有些草率。畢竟當地幾乎不具備合適的情報人員入職培訓條件，而這些人又是從馬尼拉流放到星島的服刑人員，對海漢的敬畏或許有余，忠誠卻肯定不足，成大朋要在當地親自培訓這些新人，這在何夕看來并不是一個完全靠譜的計劃。
而如今距成大朋在星島完成招募才不過一個月，他就要以掌控糧食市場，吸納策反荷蘭官員為由，在巴達維亞進行并非由安全部策劃的大動作。采取這些措施有多大的必要性，成大朋又有幾分成事的把握，這些信息在巴達維亞發回來的電文中都沒有得到具體的說明。
當地的狀況究竟有多么緊迫，與成大朋接洽的荷蘭官員是否可靠，在爭奪當地糧食市場控制權的過程中需要動用多少資金，事后是否能夠通過合理的經營方式回收這些預算外的開支……何夕需要弄明白的問題還有一大堆，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那么他在執委會這邊也很難說明成大朋在當地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
何夕第二天帶著成大朋的電文來到勝利堡，先找到施耐德，向他說明了情況。目前外交事務是由寧崎和施耐德在共同管理，寧崎主管的是大明及周邊受漢文化影響深遠的這些小國，而施耐德則是專門負責西方殖民國家的事務，兩人各有分工。這成大朋所負責的是荷蘭人在南海的統治區，何夕自然是要跟施耐德先通個氣。
施耐德聽完何夕的介紹后便開口表態道：“要執委會支持安全部的行動沒問題，但何部長你總得拿點干貨出來，先弄清荷蘭人要找占城買多少糧食。我這邊派使館的人去做工作，那也得有個明確的說法，不然被占城國看低了就沒意思了。還有，你的人要在巴達維亞攪亂糧食市場，這怕是百八十萬打不住吧？你能不能給個準確點的數目？他那邊有多少資金，還有多大的缺口，什么時候要用錢，事后這錢是慢慢收回來還是劃進你們安全部下一年的預算里，這些細枝末節的事情總得先拿個方案才是。”
何夕聽到施耐德提到的這些問題也不禁頭疼起來，從巴達維亞發回來的電報不過一兩百字，哪里能說清這么多問題。但施耐德的要求也并非吹毛求疵，他既管著外交事務，又是財政部的負責人，這些事情都得從他手下過，如果不聞不問就這么應下來，后續有什么麻煩那可就成了他施耐德的責任了，自然是得先跟何夕這邊理清頭緒再說。
說話間寧崎也到了，在聽了何夕的講述之后，寧崎的態度與施耐德基本一致，認為安全部這邊所提供的情報實在太少，就算執委會想配合工作都有點無從下手。至于成大朋在巴達維亞當地的行動是否有必要，這本是何夕最擔心會被執委們挑刺的地方，反而意外地沒有人提到。
但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像寧崎和施耐德這樣的高官，他們所掌握的外部信息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來自于何夕領導的情報部門，而這些情報的可靠程度也大多在上報執委會之前就已經驗證過了，如果真的是可信度存疑的消息，何夕自然會加以說明。但既然何夕沒有專門進行說明，那他們也就下意識地認為成大朋計劃在巴達維亞采取的措施，其實是來自于何夕的安排。
&nbs sp; 一直以來海漢執委會有一個默認的規則，那就是不過分干涉情報部門的工作方向，專業的工作交給專業的人員來做，如果誰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對安全部的工作指手劃腳，那這個部門的運轉肯定就會出問題了。除非是安全部的工作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或是何夕、郝萬清自行提出一些需要執委會出面解決的問題，一般都不會有誰會對安全部的計劃安排提出質疑。
而基于這樣的認識，寧崎和施耐德也都不會去懷疑安全部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且有必要，只是就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向何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
但何夕卻是有些頭疼，下屬反饋回來的信息就只有這些，如果一定要追求詳細的數據，成大朋也未必能拿得出來。畢竟一線的情報工作在很多時候必須要憑直覺作決定，而不是像三亞大后方這樣，能有來自方方面面的數據和信息作為參考，各個部門討論權衡之后再選擇一個最為穩妥或是對海漢最有利的方案。真要讓成大朋去把寧崎和施耐德要求的這些信息收集完畢之后再來作決定，那恐怕黃花菜早就涼了。
“你們提的問題的確是存在的，但也要考慮到實際的狀況，有些事情在我們這邊拖上一天半天好像沒什么，但在當地的情報人員可能就因為等待三亞下達命令而錯過了最好的行動時機。”何夕斟酌了一下措辭，然后向他們解釋道：“成大朋算是我手下最得力的情報人員之一，我想他發回的電報中缺失的信息并不是有意疏漏，而是來不及作更詳細的調查。”
“我相信你的專業判斷，但你得告訴我，要怎么做才能幫到你的人完成任務？”施耐德并不想就這個問題與何夕爭論下去，他今天還有好幾個會要開，相比之下安全部的這個申請實在算不上是重要事務。
今年年初海漢出兵打下馬尼拉之后，從當地擄回了大量的金銀財寶，而這些財物要通過一系列的手續完成變現之后才能充入國庫。與此同時國庫需要支出大筆軍費，用以發放對參戰部隊和有功人員的獎勵，陣亡將士的撫恤，以及各支參戰部隊返回原駐地的費用。
此外海漢發動了一些大商家前往馬尼拉投資，以盡快完成對當地經濟命脈的掌控，而海漢經濟體系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海漢銀行也已經在當地設立了分支機構，開始在馬尼拉推行海漢這套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并且也已經在籌備向馬尼拉市場投放紙質海漢幣進入流通體系。
這些事務雖然不用施耐德本人一直盯著，但大體的安排都要有他的參與和拍板才行，所以最近這段時間也是忙得不可開交，每天至少有三四個會議要與方方面面的人員碰頭會面。
而除此之外，還有一件更為重要的事務讓外交部最近也是忙得不亦樂乎——再有兩天就是海漢建國三周年國慶暨穿越行動十周年的紀念日，三亞將要舉辦一系列的慶典活動。而這其中大部分的活動都是公開進行，并且邀請了與海漢建交的多個國家派員一同參與。
目前除了常駐三亞的一些外國使節之外，還有一些受到邀請的外國貴賓正陸陸續續抵達三亞，而作為外交部的主管官員，施耐德和寧崎都承擔著出面接待這些貴賓的任務，要讓他們在這個時候花太多時間去關注其他部門的事務，實在有些分身乏術。
所以雖然施耐德對何夕所說的情況依然抱有一些疑慮，但他已經不打算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只要何夕拿出一個過得去的解決方案，那么他就按照對方的意思安排下去也就是了。
至于這中間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施耐德認為其實都是可以忽略的，特別安全部的人要在巴達維亞攪動當地的糧食市場這件事，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錢字，而對海漢來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算是問題。頂多也就是事后讓安全部這邊再補一些手續上來，好讓財政口能有合理的事由把開支賬目做平。
何夕當然也聽出了施耐德言語中表現出來的不耐煩，雖然連他自己對成大朋的計劃都沒有百分百的信心，但身為安全部的一把手，這個時候還是必須得擔起相應的責任來，先將外交和財政方面的支持爭取到手再說。
何夕只花了大約半小時的工夫，便從施耐德和寧崎這里拿到了他想要的東西。寧崎稍后將親自擬電通知海漢駐占城使館，讓那邊設法阻止占城向荷蘭人大量出售糧食。而施耐德則是簽發了一張空頭支票給安全部，授權何夕可以在必要時調動一筆不超過一百萬元的資金去配合情報人員在巴達維亞的行動。
這樣的安排對安全部來說無疑已經算是非常寬松了，何夕對此也沒什么好挑剔的了。他現在只希望成大朋在巴達維亞千萬不要搞出什么紕漏，不然下次再有類似這樣需要國內提供緊急支援的狀況，外交和財政這兩個部門就未必肯再這樣幫忙了。
何夕回到安全部的小樓之后，立刻擬了一封發往巴達維亞的回電。在電文中他向成大朋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盡快向安全部反饋有關此次行動的詳細信息，包括了外交和財政部門所要求的那些相關的數目，以便能更好地配合成大朋在當地的行動。二是要求成大朋注意尺度，盡可能不要與巴達維亞當局發生沖突，以免影響到在當地布局數年的情報網絡運作。
不過按照安全部的制度，駐外機構的電臺默認通信時間都是安排在夜間，以免臨時架起的天線被有心人注意到，所以他的這封回電也只能等到晚上才能傳送到成大朋那邊。等巴達維亞的下一次回電，或許還得再多等上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