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見，這個清理叛徒的工作可不僅僅是針對著一個“61公社社員造船廠”的，而是針對整個聯盟的，因此，這項工作不僅工作量大，而且涉及的面也必然非常廣泛。
什么樣的人算是叛徒？什么樣的人又算是投機分子？
那些在德占區內，與德國人合作的人無疑就是叛徒；那些在蘇軍潰敗期間，散布潰敗論的人，顯然也是叛徒；那些在被俘之后，向德國人投降的蘇軍士兵，無疑也是叛徒；那些與蘇聯紅軍作對的民族主義分子，則明顯就是投機分子。
在過去兩年多的戰爭里，這樣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說別的，僅僅是被俘的蘇軍士兵，就已經有數百萬之眾了，要對這些被俘人員進行甄別，顯然是一項工程量大的驚人的工作。
當然，這項工作令人頭疼之處，還不僅僅是工作量大這一點，它真正令維克托感覺頭疼的，還是這項工作本身的性質。
毫無疑問，類似這種清理叛徒的工作，是最容易出現冤假錯案的。舉個例子來說，一名被俘的蘇軍士兵，他在德國人的戰俘營里表現如何，做過些什么，是否出賣了聯盟，是否與德國人有過合作，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信息，往往并不容易準確核實，更多的時候，取證工作還是通過別人的供述來確定的。
而類似供述這種證據，有時候是做不得準的，證人的誣陷、攀咬、含糊其辭，都可能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公正性，而在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壓力下，負責核實的工作人員，不可能有多么的細心，因此，冤假錯案的出現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另外，聯盟如今對叛徒的處罰，則是相當殘酷的，因為處在戰爭時期，對叛徒的處罰根本不用經過軍事法庭以及檢察機關的審查和宣判，一線的作戰部隊、敵后游擊隊以及各地的重建委員會，都有權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對叛徒采取措施。
一線作戰部隊的槍決，敵后游擊隊的絞刑，都是非常殘酷的，而各地的重建委員會，同樣也有處決叛徒的權力，就拿赫魯曉夫同志所領導的基輔重建委員會來說，他們在解放基輔之后，一次性處決了近四十名與德軍合作的基輔市民。
這些叛徒都被執行了絞刑，他們的尸體被懸掛在由十月革命廣場通往赫利夏大街的一段廢墟中，整整懸掛了將近一周。
當然，維克托不知道的，在他的前世，蘇聯甚至通過直播的方式，向全聯盟公開了對弗拉索夫以及11名“俄羅斯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行刑過程，那才是真正殘酷的懲罰呢。
“對于這項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嗎？”當車子在顛簸中駛出克里姆林宮的時候，貝利亞同志才側過身，對維克托說道，“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維克托知道他是在問清理叛徒的問題，于是便皺眉說道：“我的想法是，這項工作可以交給對內情報局與反間諜局去執行，當然，是配合內務人民委員部來執行。我們的部門負責執行偵察以及搜證的工作，而內務人民委員部則負責相關行動的實施。”
貝利亞同志沒有說話，看得出來，他對維克托的這種想法并不怎么贊成。
盡管貝利亞同志如今不再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但作為人民委員的謝羅夫，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真正權力，還是掌握在貝利亞手中的。
而按照維克托的提議，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顯然只是承擔了整個工作中較為簡單的那一部分，而將那部分必然會沾血的工作，一股腦的丟給了內務人民委員部。
雖然說維克托如今應該算是馬林科夫、貝利亞陣營中的一員了，但貝利亞同志顯然也不能丟掉自己的利益，一門心思的維護他這個新人啊。
維克托看出了貝利亞同志的態度，他接著說道：“前一階段，我們在南線的推進速度很快，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便克復了從庫爾斯克到基輔的大片區域，差不多就是半個烏克蘭。那么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見，清理叛徒的工作顯然要在所有的新收復地區內施行，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就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人手不足。”
他抬起右手，一邊數著手指頭，一邊接著說道：“目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首要工作，就是在新克復的地區內，恢復基層組織架構，考慮到委員部的特殊性質，這項工作做起來并不容易，甚至在短期內很難收效。”
從事實上講，維克托這么說也沒有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畢竟與內務人民委員部不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下屬基層結構，可以堂而皇之的展開工作。比如說警察、交警、消防這些部門，它們在戰爭時期肯定是遭到了破壞，但是，一旦城市被收復過來，重建委員會正式展開工作之后，這些部門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運作。
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就不行了，諸如對內情報局、反間諜局這樣的秘密部門，它們不可能豎起個牌子來，然后就立刻恢復工作，換句話說，其正常運轉需要一定的先期工作。
現在，紅軍解放了整個東烏地區，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該地區的各個城市，恢復自己的基層組織運轉，而這項工作本身就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另外，因為在東烏地區的組織不完善，所以，在清理叛徒的工作上，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也做不了什么有效的工作。
當然，這種說法本身確實沒錯，但若是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它卻又是一種推諉之詞。
受戰爭的影響，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東烏地區的確是缺少有效運轉的基層組織，但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卻是半點都不弱，就像維克托所說的，對內情報局、反間諜局在東烏地區確實缺乏存在感，但對外情報局呢？
且不說那些原本活躍在東烏地區的諜報組織，僅僅是對外情報局混跡在游擊隊中的情報人員，就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了，這些戰時潛伏在東烏各地的情報組織、小組，只需要一個調整，就能迅速轉化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東烏地區的基層組織。
“我的想法是，”話題一轉，維克托接著說道，“這項工作僅僅由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與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并不恰當，至少，我們還需要得到總政治部的支持。”
聽他提到總政治部，貝利亞同志眉頭微微一皺，但很快又舒展開。
將這個想法提出來，維克托便知機的閉上了嘴，后面的話，他相信即便自己不說，貝利亞同志自己也能夠想明白了。
如今的總政治部，正在謝爾巴科夫同志的帶領下，積極推動軍隊中的基層黨委會制度施行，斯大林同志之所以沒有將總政治部也列入這項工作，估計也是有這方面的考慮。
但問題在于，清理叛徒這項工作，鐵定是避免不了要與軍隊打交道的，而且，對戰俘中叛徒的清理工作，還是這項工作內的重頭戲。
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也好，內務人民委員部也罷，對軍隊的滲透是非常有限的，在軍隊中的影響力更加有限，因此，在與軍隊有關的工作中，依舊是由總政治部出面最為合適。
而從政治立場上考慮，謝爾巴科夫是死硬的“列寧格勒派”，其與日丹諾夫之間的特殊關系，早就注定了這一點。而日丹諾夫與馬林科夫、貝利亞之間的關系，正在變的越來越復雜。
過去兩年，列寧格勒始終處于德軍的圍困之中，在那個閉合的包圍圈內，被圍困住的不僅僅是列寧格勒的市民，還有“列寧格勒派”的主要政治力量。
而隨著列寧格勒圍困局面的解除，自然也到了“列寧格勒派”收獲的日子了，可以預見的是，一旦列寧格勒脫困，包括日丹諾夫、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在內的一干人，都將收獲巨大的榮譽。
最重要的是，在列寧格勒被圍困的兩年多時間里，“列寧格勒派”的那些人，與軍方建立起了相當密切的關系，諸如梅列茨科夫、霍津以及海軍上將崔比斯這些人，都與日丹諾夫關系密切，從某種程度上說，圍聚在列寧格勒派的周圍，已經有了一伙影響力不弱的軍方將領集團。
在這種情況下，謝爾巴科夫又在總政治部推動基層黨委會制度的建立，而在這個過程中，其在軍隊中的影響力也在一步步擴張，維克托不相信馬林科夫與貝利亞能夠坐視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他們總是要做些什么的。
不過，包括維克托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正在軍隊中一步步擴張影響力的謝爾巴科夫同志，實際上已經沒有幾天好活了，他和他的姐夫一樣，都不是長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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