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年前，朱芝就從邛崍山傳回信報說布曲寺上師、德格第十七代家主布札赤將往中原覲見、商談歸附之事。
不過，這世間有兩種速度，一個是京襄速度，一個是正常速度。
布札赤去年十一月從布曲寺在色莫崗的總經院出發，在弟子、侍僧的陪同下直到紹隆九年三月中旬才穿過邛崍山抵達嘉州，與代表朝廷前往嘉州迎接的使臣鄭屠、朱桐會合后，一路乘船沿江而下，四月初才抵達襄陽。
為了迎接布札赤一行人的到來，大理寺對曹成等百余戰犯的行刑也是拖到四月上旬才執行。
收復河洛、鄭汴等戰，作戰規模以及激烈程度相比潁州大捷要差一些，前后也擊斃敵軍一萬兩千余眾，收俘三萬余眾——其中有大量的城寨守軍沒有來得及逃走，又或者北逃速度緩慢，被行進如風的靖勝、天雄諸軍截斷通道而被俘。
收復河洛諸戰，以對伊闕守軍的封堵包圍最為成功。
除了前期狙擊作戰，擊斃兩千余伊闕守軍外，后期將伊闕團團圍困住，最后走投無路的伊闕守軍，看到鎮南宗王府將他們拋棄在黃河以南，嘩變捉拿曹成等人出關投降。
徐懷雖說無意大規模殺俘，但對雙手沾滿中原百姓鮮血的罪魁禍首，也絕不會輕易放過。
三萬余戰俘，絕大多數人都被判處三到十年不等的苦役，但也有百余人因組織屠戮等罪行被判處棄市，即當眾處斬或處以絞刑。
雖說沒有殺得人頭滾滾，但上百具尸體高高吊綁在長街兩側的高桿上，情景也相當的壯觀。
德格家族以布曲寺統治色莫崗、木雅熱崗等地，對外與其他割據勢力爭地擄民，對外鎮壓奴隸反叛，也沒有少行血腥之事。
布札赤及隨扈弟子、侍僧，也不是沒有見識之人，但在繁麗似錦的襄陽城里看著上百具尸體懸吊在長桿之上，而且都是曾經降附赤扈人、助紂為虐、屠戮中原的罪魁禍首，猶給人驚心動魄之感。
徐懷乃是到五月初才從泌陽脫身南下，在史軫、韓圭、劉師望等人的陪同下趕來襄陽接見布札赤。
布札赤抵達襄陽后，則在以鴻臚寺少監身份的朱桐的陪同下，駐錫于漢水東岸的鹿門寺。
徐懷也是在鹿門寺接見布札赤。
契丹殘部自洮源南下，紹隆二年于神玉山麓會同援軍，擊潰布曲寺的追擊兵馬。
雖說此仗戰績斐然，給了色莫崗、木雅熱崗等地以布曲寺為首的割據勢力重創，但吐蕃諸部聽聞此事，依舊以為此敗有著相當程度的偶然性，更傾向于歸附在西域兵強壯的赤扈人，一度與坐鎮涼州的鎮西宗王府聯絡密切。
之后四五年，蕭林石率契丹殘部進駐打箭爐，以站住根腳、休養生息為先，先后出兵征服邛崍山西麓山地之中的十數部族，并沒有對外大肆擴張。
一直到紹隆八年，時機成熟之后，在黎州的支持下，蕭林石率六千步騎悍然西進，六七月間于貢嘎山東麓連續擊潰布曲寺增援木雅熱的上萬騎兵，取得統治貢嘎山以東地域的關鍵性勝利。
雖說之后蕭林石并沒有繼續往西用兵，對布曲寺在貢嘎山東麓的經院也僅僅是圍而不攻，將更多的精力及資源，用于在貢嘎山河谷修筑撫羌城，但此戰則震驚了整個吐蕃。
兼之赤扈慘敗于潁州的消息，也快速在吐蕃諸部間傳播開來，徹底動搖了吐蕃諸割據勢力依附赤扈人的信心。
雖說其時赤扈人在涼州等地軍事實力，依舊有殺入吐蕃腹地的能力，但大越對吐蕃諸部的軍事行動，已經通過西燕郡國付諸實施，展示出碾壓一切的力量。
作為與西燕郡國比鄰的布曲寺兩遭重創，軍事實力大降，又直接面對西燕郡王往西擴張的威脅。
因此在朱芝西入撫羌城，布曲寺權衡利弊，先是被迫同意從貢嘎山以東地區撤出，之后又在朱芝的游說下，布札赤最終同意親自趕赴中原洽談歸附事，實際也是想親眼看一看中原的形勢變化。
在布札赤駐錫鹿門寺近一個月時間里，鄭屠、朱桐也沒有將其禁足于山門之內，除了魚梁洲鐵橋工地以及每日成百上千艘從魚梁洲西水道而過的舟船俯首得見外，還陪同布札赤及弟子游歷了司空府在襄陽附近的諸多工造場，參觀正在興建中的漢水西堤修造工事、荊江大堤，參觀鐵甲戰船的操練與修造。
在此之后，左相顧藩才正式代表朝廷，接見布札赤，洽談布曲寺轄下色莫崗、木雅熱等地在內，諸部勢力接受中樞與布曲寺的共同管理，協商色莫崗、木雅熱崗等地必須接受的諸項制度，包括接受中樞委派官員、統計戶口、修建驛站、派駐軍隊以及繳納貢賦等事宜。
徐懷趕在襄陽之前，布曲寺歸附事宜都已經大體談妥。
徐懷之所以趕到襄陽，一方面他作為大越實際的軍政首領，將以樞密使、司空的名義，親自簽署布曲寺納附會盟詔令，一方面想著與布札赤等人進行一番接觸，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吐蕃諸部錯綜復雜的關系及文化傳承。
在接見布札赤過后，徐懷又與顧藩、周鶴、錢擇瑞等人商議，決定在樞密院增設都護司，總攬聯絡西燕郡國及吐蕃諸部事務，以朱芝以樞密院承旨、蕭純全以樞密院副承旨兼領其事。
布札赤作為布曲寺統治色莫崗、木雅熱崗等地的政教首領，決意從色莫崗出發趕往中原時已經年逾六旬了。
即便他作為德格家族的嫡系子弟，自小生活優渥，之后又執掌德格家族及布曲寺，權高位重，但受高原惡劣氣候的影響，邁入老年的他身體早已經孱弱不堪，老態盡顯。
徐懷為了避免布札赤路途勞頓，特邀他駐錫于鹿門寺與中原同道交流佛法，也同意布札寺駐錫鹿門寺傳播密宗佛法，使鄭屠陪同布札赤的弟子，同樣出身德格家族的多達巴返回色莫通傳詔令。
徐懷同時還傳令朱芝、蕭林石在黎州、撫羌城征募役勇，著手出貢嘎山，經神王山往洮源地區修筑驛站等事宜。
修建驛站，除了加強對色莫崗、木雅熱崗等地區的實際滲透控制外，同時也是為經吐蕃出兵河湟、河西做準備。
司空府在襄陽城里沒有衙署，同時徐懷也沒有在襄陽城里修建他身為平涼郡公的私人府邸。
因此他在襄陽期間，也主要在鹿門山接見朝堂官員。
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官員迫切求見時，不合時宜的提及進軍關陜、河東、河北以及還都汴梁等事。
徐懷沒有閑工夫理會這些訴求，他寧可參與新編選鋒軍第三鎮騎兵的操練，或者多做幾道代數題，主要還是史軫、韓圭、劉師望等人耐著性子，跟襄陽官員接觸，解釋司空府的軍事部署。
除了司空府內部的算計外，客觀上年前收復河洛、鄭汴及徐宿等地，并沒能真正重創到鎮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戰果跟潁州會戰不是一個量級。
目前河洛以西之潼關，北面的平陸、垣曲，都有曹師雄、孟平等敵將率精銳兵馬駐守；這三地作為殺入鄭陜、河東的要沖，都是易守難關之險地，沒那么容易能強攻下來。
而河淮中東部地區，一方面是鎮南宗王府的精銳兵馬據太行山南麓的關隘，在孟、懷等黃河中游北岸諸州經營防線，一方面是平燕宗王府還有近二十萬兵馬盤踞原京東西路北部濮州、鄆州、單州三州以及京東東路中北部地區。
此時的司空府看似直轄十五萬精銳戰兵，但在潁州大捷之前，司空府同樣執掌十五萬精銳，卻僅需駐守汝蔡以及淮河中游地區，除了有山河之險可恃，接敵面也要窄得多。
現在收復河洛、鄭汴等上百個州縣，首先是地理形勢上開始失去倚險而守的優勢，戰防線也一再拉長，精銳兵馬也就不怎么夠用了。
目前以王憲所部轄四萬戰兵，外加兩萬諸州府輪戍兵馬及三萬守兵，駐守河洛，主要是鞏固洛陽、陜州的形勢，所防御對峙的潼關、平陸、垣曲之敵，分別隸屬于靜憚宗王府的關中兵馬都總管府及鎮南宗王府的河中府兵馬都總管府，總兵力比河洛駐軍只高不低。
唐盤所部轄四萬戰兵，外加兩萬諸州府輪戍兵馬及三萬守兵，駐守鄭汴許陳四州，所防御對峙的孟懷之敵，隸屬于鎮南宗王府的高平府兵馬都總管府，同樣兵多將廣。
楊祁業所部駐守潁、亳二州，鄧珪所部將防線推進到宋、宿、徐州三州，總計轄有五萬戰兵，一萬諸州府輪戍兵馬、四萬守兵，但所面對的是盤踞濮、鄆、單三州及整個京東東路中北部地區的平燕宗王府主力，兵力上更是處于大劣勢。
就算將韓時良所部三萬兵馬算上，面對平燕宗王府在黃河下游兩岸所轄二十余萬兵馬，也難說勝算。
在汴梁外圍的軍事安全都還遠遠沒辦法得到保證，還都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史軫、韓圭、劉師望等人跟隨徐懷在襄陽這些日子，耐著性子與那些希望還都的官員擺事實、講道理，也不忘暗示司空府對此時據守淮東的韓時良，還是心存顧忌的。
司空府直轄十數萬精銳兵馬或許在中路有進一步獲得突破的機會，但多少有所擔心韓時良所守的東線會出什么岔子。
那樣就可能會令整個河淮的局勢再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層顧慮沒有消除之前，司空府怎么敢再從河洛、鄭汴等貿然出兵，長驅直入殺入關陜、殺過黃河去呢？
單純就戰事的先后次序安排來說，也應該是京南行營、壽濠行營與韓時良所部收復黃河下游南岸的京東西路北部地區以及京東東路中北部地區（今山東省）為先。
現在的問題是，京南行營楊祁業所部、壽灣行營鄧珪所部，能與韓時良所部通力無隙的合作嗎？
史軫、韓圭他們拋出這個問題后，沒有等上太久，八月上旬就等到了他們所期待的答案。
韓時良八月上旬遣長子韓確前往泌陽商議淮東守御之事，希望辭去淮東制置安撫使之任，以便率部進入淮河下游以北地區，專心負責對盤踞沂密等京東東路南部諸州縣的敵軍的作戰，并舉薦長子韓確、次子韓舉入司空府、樞密院為吏，以習京襄新政。
這個可以說是遠超史軫、韓圭等人所期待的答案。
徐懷接見韓確的次日，就著陳子簫、韓圭二人為使，攜帶他的親筆信函趕赴楚州，商談韓時良率部坐鎮徐州之事。
韓時良與楊麟天宣年間在京畿禁軍里就已經是名聲鵲起的將領。
赤扈南侵時，王稟與其時接替蔡鋌執掌樞密院的汪伯潛主持京畿防務，主張設四鎮防御使加強京畿外圍防御。
最終楊麟隨胡楷赴蔡州，韓時良則隨楊茂彥以及當時還是魯王的紹隆帝出鎮魏州——當時徐懷也是在出任蔡州防御使的胡楷麾下任將，出知新置楚山縣。
從此之后，楚山逐漸崛起于世人之前，韓時良也一直以潛邸系中堅干城的面目為世人所熟知。
紹隆帝登基之后，楊茂彥、汪伯潛、葛伯鈺、葛鈺以及魏楚鈞等人再得寵信，也始終未能動搖韓時良在潛邸系的地位。
逃京事變發生后，韓時良最終選擇留在淮東，甚至在潁州會戰時，亦同時出兵渡淮北上，將平燕宗王府的一部分兵馬牽制在徐州、泗州，分攤司空府在潁州、亳州所承受的壓力，但也都沒有幾人會相信韓時良最終會背叛紹隆帝，跟京襄（楚山）走到一起去。
而韓時良也是赤扈南侵以來天下有數的名將之一。
自統兵前往魏州之初，韓時良率部在太行山西麓組織兵馬抵御胡虜，就立下赫赫戰功，之后率部護衛魯王、楊茂彥等人南撤，與胡虜大小數十戰，也是敗少勝多；兩次淮南會戰最終都能獲得勝捷，韓時良兩次都能率部成功守住壽春，更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關鍵性因素。
逃京事變發生之后，潛邸系遭到一定程度的清洗，但朝中仍然有一部分官員相信紹隆帝仍有親政的機會。
最為關鍵的原因，不是葛伯奕、葛鈺、魏楚鈞一系率部占據浙西，也非高峻陽、高峻堂一系與司空府向來不睦，而是韓時良在逃京事變后仍然牢牢坐在淮東制置安撫使的位置上。
在收復河洛、鄭汴等地之后，司空府重新回過頭來權衡、梳理內部錯綜復雜的關系，淮東實際上要遠比東川、西秦敏感得多，甚至都比葛伯奕、葛鈺以及魏楚鈞、羅望等人暫時竊居的浙西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因此朝中有人倡議還都汴梁，史軫、韓圭等人就有意無意將矛頭指向淮東，就是想看，或者迫使韓時良做出反應，然后司空府再予以應對。
史軫、韓圭都沒有想到韓時良的反應會是如此干脆利落。
陳子簫乃是行軍軍師祭酒，實際主持軍情參謀司，地位已在其他都統制之上，軍中也僅有徐武磧、王舉二人能在資歷上穩穩壓過他一頭。
韓圭此時更是徐懷身邊最為核心的謀臣。
徐懷著陳子簫、韓圭二人同時代表他跟隨韓確前往楚州面見韓時良，也是充分表現他對韓時良統兵坐鎮徐州的極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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