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恐怕別有無選擇……”
待陳松澤在明州留了兩天渡錢江返回杭州之后，魏楚鈞便乘舟南下，到臺州黃巖縣見葛伯奕，面稟陳松澤此行諸多細節。
雖說明州、越州乃是浙南最為精華之所，甚至越州長期以來在江浙的地位還要在杭州之上，繁榮富庶，但奈何明州、越州與浙北重鎮杭州僅一江之隔，城池所在又地勢開闊，為免一覺醒來卻被司空府大軍圍困的噩夢發生，葛伯奕與葛鈺、羅望等人平時都留在地形更險僻、椒江下游的臺州治黃巖城里。
書齋之中，葛伯奕近年來精力已經明顯不如往年，滿頭須發幾乎都找不到一根烏絲，如此重大事情似乎也無法在他的體內激起更多的生命活力來，昏昏欲睡的坐在書案之后。
正值壯年的葛鈺唇上留有濃密的短髭，兩鬢卻也有些斑白，近年來兩浙東路的軍政事務，主要乃是葛鈺出面署理——魏楚鈞平時有些事情，也是向自己的妻侄稟報。
葛鈺一襲青衫坐在葛伯奕的身側，微微斂起眸子傾聽魏楚鈞細述陳松澤此行的諸多細節，不時打斷魏楚鈞的話，詢問一些細枝末節。
羅望、李紹同、梁書福等浙東主要將領、謀臣坐于兩側，聽魏楚鈞說陳松澤的姿態如此桀驁蠻橫，心生忿恨，卻又無可奈何。
過了良久，葛鈺才跟葛伯奕說道：“我想隨姑父去明州走一趟，見一見這個陳松澤，大父以為如何？”
“好吧，你去見一見這個陳松澤也好。”葛伯奕聲音沙啞的說道。
逃京事變發生時，赤扈人即便之前在淠水河口被狠狠咬了一口，但實力并沒有大損，還占據著包括河淮、關陜、河東、河北等地在內的中原地區。
他們一度以為有赤扈人的牽制，他們再說與高氏遙相呼應，應該有割據地方的機會。
誰能想到形勢變化是那樣的迅疾，幾乎轉瞬間就天翻地覆，令人措手不及。
誰能想到曾經不可一世的赤扈人，短短四五年間就被殺得如此的落花流水？
此時赤扈人基本上已經從中原驅逐出去了，司空府完全可以騰出手來，倒懸兵鋒對內部進行削藩了。而如今葛伯奕、葛鈺、羅望等人內心就算再狂妄、再自信，也不覺得憑借三四萬兵馬能抵擋住司空府集結十數萬大軍殺入浙南。
更何況徐懷挾天下以令諸侯，司空府大軍渡錢江南下，葛伯奕、葛鈺他們難指望浙南地方勢力會真跟他們緊緊抱成一團負隅頑抗到底？
不可能的。
他們也不是沒有放棄浙南出海的想法，但問題在于他們就算放棄浙南，司空府卻未必就會放過他們，不派兵馬出海追殺。
另外，除了數萬兵馬的補給問題，更關鍵的難題陳松澤也毫不留情的指出來了，那就是數萬人馬攜家小渡海逃亡，誰能保證軍心士氣不崩潰，誰能保證中下層武吏士卒不嘩變？
胡虜一敗再敗，一撤再撤，最終想在撤出云朔時致使投降漢軍爆發大規模的暴動嘩變，根源就是軍心士氣不可避免的崩潰了。
現在除了司空府的強勢令人難以拒絕外，護送紹隆帝長子趙顯出海建立蕃國，看著憑白無故又要攤上一堆主子，但也不是沒有好處。
一方面是他們是奉詔出海，對中下層武吏士卒有所交待，能較好的安撫中下層將卒的軍心士氣。
另一方面他們不需要趕在司空府出兵之前，一次性攜帶所有的家底倉皇踏上前途渺不可知的逃亡之路，自然就能更從容擬定、實施出海戰略，甚至可以在分兵渡海攻奪海外立足之地的同時，繼續經營浙南，源源不斷從浙南攫取補給。
當然，除了要進一步確認司空府有沒有更深層的險惡用心外，葛鈺前往明州見陳松澤，還是要盡可能爭取對葛氏有利的條件。
待葛鈺抵達明州后，陳松澤先往明州與葛鈺見面，之后又請葛鈺、魏楚鈞等人渡錢江到杭州與王番、唐天德及唐青等人見面。
畢竟王番、唐天德、唐青等人代表司空府坐鎮杭州，后續渡海諸事的實施，也是王番、唐天德、唐青等人在杭州予以配合，并進行相應的監督。
雙方也很快在杭州談妥諸多細節。
首先司空府很快就會推動冊封紹隆帝長子趙顯為永嘉郡王，先就藩于溫州，除了辟高純年為郡王傅兼知溫州外，還會在朝野召集一批除葛氏之外的潛邸系舊臣組建郡王府的班底。
也唯有如此，紹隆帝才會相信他退位后出海就藩能與葛氏共掌藩國，而不是剛逃出司空府的掌握，轉頭又淪為葛氏掌心里的傀儡。
當然，司空府也會盡可能保障葛氏在海外藩國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地位。
其次葛氏護送永嘉郡王在海外建立藩國，不僅僅要在名義上從屬于帝國，世襲國主也需要先接受帝國的冊封才能正式繼位，還需要劃出一到兩座海港城池作為帝國對海外商貨輸出的中轉基地，接受帝國的直轄。
作為回報，司空府除了同意葛氏轄下精銳改編為靖海軍外，還將向葛氏提供包括四艘新造大型海船在內的一批優良戰械，協助葛氏加強渡海作戰、壓制海外蕃民反抗的實力，協助葛氏盡快在海外奪下立足之地。
不過，葛氏只要初步在海外站穩腳跟，就要無條件將明越等州的治權逐步交出來；司空府后續會合并兩浙東路、兩浙西路，設立兩浙行省，逐步恢復對浙南地區的直接統治。
這也是司空府對逃京事變時葛氏選擇合作所能展示出來的最大誠意，倘若葛氏還不能滿足，司空府絕不介意兵戈相見。
同時司空府也早就擬定對海外進行戰略擴張的戰略，葛氏護送永嘉王就藩海外，是符合這一戰略，葛氏也無需擔憂司空府此舉是暗藏什么險惡用心——至少葛氏此時在浙南的實力，已經不值得司空府費盡心機。
杭州密議過后，魏楚鈞又直接隨同陳松澤趕赴襄陽。
既然大家能心平氣和的坐下來好商好量，司空府也打算在徐懷正式冊封豫王、先據河南行省建立豫國之后，稍稍放寬對紹隆帝的限制，使魏楚鈞重新到紹隆帝身邊出任中書舍人，負責紹隆帝與浙南的聯絡，令紹隆帝及時了解渡海方略的進展……
…………
…………
紹隆十三年四月下旬，徐懷正式受封豫王，加九錫，據河南行省建立豫國，正式開啟豫國治政的時代。
豫國治政，除了國都定于泌陽，直領河南行省建立豫國外，除了長史院、司馬院、軍情參謀司、主簿廳等機構署理豫國內外部事務外，還陸續新增設計司、鴻臚院、選吏司、監察院等直轄機構，接管中樞戶部、吏部、御史臺、鴻臚寺等機構在財賦、選官、監察、邦交等方面的權職，相當于將朝政合并到豫國體系里來執行；徐懷也正式以豫王令諭取替天子詔施行軍政事務。
另一方面，除史軫、韓圭、徐武磧、劉師望、蘇老常等司空府嫡系將臣外，像周鶴、顧藩、喬繼恩等之前直屬于中樞的官員，也陸續兼領豫國尚書左丞、右丞等職；劉獻、劉衍、朱沆、孔昌裕等人更是以豫國中書侍郎的名義出鎮地方，以此推動朝官與豫國官職的合流，也是從政治上完成禪讓前的過渡。
除了云朔、燕薊、朔方、靈武、秦鳳五大行營積極恢復邊境防線建設外，除了葛氏在浙南積極籌劃渡海事宜外，其他地方皆以休生養息為主。
新的武關道最終于紹隆十四年年底之前建成，長逾七百余里的武關道前后歷時三年多時間，除了沿途七十余大小鐵橋工程外，為了提供路面硬化所需的碎石，東秦嶺深處總計修筑了二十多座大中型水力碎石工場。
這些水力碎石工場的建設前后就歷時兩年之久，在山里修建了一批的偃堤水壩為水力碎石機的運轉蓄水。
當然這些偃堤工程同時也極大改善商洛等東秦嶺腹地諸縣的水利基礎設施，改良一批坡地山田的灌溉條件，增加糧食產量，還額外雇傭數萬青壯參與武關道的建設。
在武關道建成之后，這些水力碎石工場也將由地方接收，一部分繼續生產碎石，為地方后續的道路修建發揮作用，一部分將改造成其他類型的水力工場，提高地方工造水平。
新的武關道建成，從荊湖、江淮往關陜大規模輸送物資的瓶頸，也就較為徹底的打通開來，每年三五百萬石乃至上千萬石的物資輸送，將不再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成本也將大幅下降以往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此為基礎，除了可以加大往秦鳳行營、靈武行營、朔方三大行營駐防區的糧秣等物資輸出，可以大舉向三大行營大幅度增派作戰兵馬外，還將加快陜西地方生產的恢復速度。
赤扈南侵以來，給包括陜西五路在內的整個中原地區帶來難以想象的重創。
河東、河北、陜西五路外加京東京西四路，在天宣末年人口總計高達四千萬之巨，但到紹隆十三年底，據司空府對河東、河北、陜西、齊魯及河南行省進行人口摸底，這些地區的總人口下降到一千八百萬以下。
倘若將司空府控制的核心區、這些年一直維持人口凈流入的汝蔡、南陽等地劃出去，中原地區在長達近二十年的異族蹂躪踐踏中，凈損失人口高達兩千五百萬。
雖說整個中原地區的生產與人口恢復，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卻是江淮、荊湖地區，率先在生產及人口上，出現非常強勁的復蘇勢頭。
荊州、南蔡等地重新合并進荊湖北路后，孔昌裕在荊湖北路進一步推進漢水、荊江流域水患治理工作，在鄂州、黃州、隨州等地促進紡織、造船、冶煉等工造業的發展；朱沆在荊湖南路也積極推動洞庭湖流域的水患治理，劉衍在江東、鄧珪在淮南、王番在浙西都在不同程度上積極推動新政落地。
除了淮南路人口相比戰前還存在一定的不足，江東路、浙西路、荊北路、荊南路近十年來，人口相比較戰前都有較大幅度的增漲，耕田增加幅度更大。
當然了，耕地的增加，其中除了各地官府積極組織民眾興修水利、新開墾一部分田地外，更多還是這些年對士紳豪戶隱瞞或私占田地進行清查新增的稅田、官田。
江東路、浙西路、荊北路、荊南路路司及州縣所轄的官田也大規模增加，其中荊北路在合并荊州、南蔡之后，新增的官田規模最大達到八百萬畝之多，使得地方在上繳中樞賦稅外，也有截留更多的錢糧用于民生及地方建設。
為了激勵地方更積極的推行新政，攤丁入畝后新增的田稅以及官田收入，徐懷都是盡可能留給地方度支，但隨著荊湖江淮等地人口恢復增漲，在這些地區鹽鐵茶布等大宗商貨的消費逐年都有頗為可觀的增漲。
這既反應出這些地區民生的持續改善，也直接提升了中樞的財稅收入。
紹隆十三年底，計司在合并戶部的職能之后，中樞歲入達到七千萬貫，這是天宣年間、中原地區未被摧毀也沒能達到的一個頂峰；作為最關鍵的一個經濟指標，各地糧價都普遍下降到天宣年間每石兩貫左右的水平上。
紹隆十三年冬，葛鈺便率五千靖海軍作為前鋒，分乘十數艘海船遠征呂宋，陸續攻陷布錫等城。
葛鈺正式出任永嘉國中郎將及都督內外軍事執掌呂宋島軍政，并奉令督造新永嘉王城，開啟葛氏往呂宋遷移的進程。
紹隆十五年春，確認葛鈺初步在呂宋站穩腳，新永嘉城也初步建成，葛伯奕、高純年則分別以永嘉國尚書左右丞，護送永嘉郡王趙顯登上前往呂宋的海船。
此時兩浙東路、兩浙西路也正式并置兩浙行省，王番以豫國中書侍郎兼領兩浙制置安撫使，明州、越州率先劃入兩浙行省治下。
葛氏嫡系大將羅望暫時還將以兩浙制置安撫副使留在臺州坐鎮，確保十萬軍民陸續經海路遷往呂宋。同時徐懷還同意將臺、溫、處、嚴等浙南州縣未來十年上繳中樞的那部分賦稅拿出來，支持葛氏及永嘉國在呂宋島立足。
紹隆十三年冬，隨著葛鈺率部渡海進攻呂宋，就基本確認浙南問題能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當時徐懷就頒下令諭，著唐盤接任河東行省制置安撫使，范宗奇接任河朔行營都統制，調董成出任西蜀路制置安撫使，又提拔朱芝出任西蜀路轉運路，調余整出任西蜀路兵馬都部署，整頓西蜀路地方軍務，清理高峻陽高氏對西蜀路的滲透。
紹隆十四年初，年逾七旬顧繼遷因病請辭東川路制置安撫使，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府州故土，徐懷多次挽留不得，于紹隆十四年初冬批準顧繼遷的辭呈，調劉師望、周良恭分別出任東川路制置安撫使、轉運使。
周良恭雖然與劉師望同程抵達東川路治所在的金州城，但暫時沒有進金州城接掌轉運使司，而是繼續溯水而上，攜其父周鶴的親筆信，趕往漢中見高峻陽。
周鶴曾長期在陜西及西軍擔任要職，與曾任熙河路經略使的高峻陽頗為熟稔，但周鶴年近八旬，承受不了路途的顛簸，只能是周良恭代替其父前往漢中，對高氏進行最后的游說。
無論大軍西征隴右、河西，還是禪繼皇位、開創新朝，徐懷都要先解決西秦路的遺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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