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濙思考了許久，禮法在胡濙心中是很神圣的，是他一輩子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大道之禮。
他笑著問道：“陛下，這天下有圣人嗎？”
朱祁鈺思考片刻問道：“什么是圣人呢？”
胡濙認真的說道：“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朱祁鈺認真的品味了這番話。
人貴，萬物輕，是中原王朝人文思想的一個重要標志。
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為人，無知無義不是人。
把水火、草木、禽獸、萬物，認為比人更重要，顯然比兩千年前的古人還不如，返祖現象了屬于是。
這是春秋末年，從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發展的必然結果。
季路曾經問孔子鬼神事，孔子說：連人都顧不得，怎么能顧鬼神呢，那不是愚昧嗎？管理百姓的大義，是對鬼神敬而遠之，是智慧。
莊子說：天下之外非自然的東西，不去談論。
墨子明鬼神之說，但是墨子很明確的回答過他為什么追求鬼神之說，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
假托鬼神之說，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種明鬼神的主張，讓墨子學說，在后來的發展中，遇到了極大的困擾。
易曰：圣人以神道設教。
鬼神之道，不過是圣人教化的手段罷了。
鬼神這個階級被消滅之后，那自然要有填充，誰來擔任鬼神原來的職責呢？
圣人。
這就是在春秋之時，大思辨之中，從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發展的真實寫照。
人貴于萬物，那到底什么是圣？
胡濙知道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眾說紛紜，他俯首說道：“陛下，臣也只是一家之談，陛下姑且聽之。”
“聖，聲入心通，入于耳，出于口，圣，通也。”
“老子曰聞聲知情是通；孔子曰一以貫之是通；孟子曰大而化之是通；莊子曰齊物是通；墨子曰尚同是通；管子曰上察于天，下察于地是通；商鞅曰知萬物之要，察古今之變是通。”
“于事無不通謂之圣。”
老子莊子是道家，孔子孟子是儒家，墨子是墨家，管子是管學，商鞅是法家。
他們早在戰國的時候，就已經深入的研究了什么是圣。
胡尚書的一家之言。
“易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胡濙看陛下已經理解了通的含義，總結性的說道。
在易經的敘事中，幾，是指“—”陽爻，是指“--”陰爻。指的是事物的本質。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陰陽乃是萬物之根本，圣人對天地萬物的根本有極深的研究，這是通，也就大明白明白到了極致。
圣的特征，是明白天地萬物運行的根本。
中國有著很濃郁的崇圣文化，老子、莊子、孔子、荀子等等，都被尊為圣人。
胡濙用了三言兩語，解釋明白了人是什么，圣是什么，圣人是如何誕生的，又是如何定義的。
即圣人洞悉天下萬物運行的道理，是謂曰通。
朱祁鈺想了許久說道：“天下沒有人能夠洞悉天下萬物運行的道理，自然有不通之處，所以天下并無圣人。”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圣人觀既是一種關于人的共同觀念體系，又是一種充分理想化的政治模式。
但是顯然，圣人并不存在。
沒有人比我更懂XX，只是一種話術，并不代表真的懂。
世間并無懂王。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總是基于現實生活，作為認識和實踐的對象，從而讓人文思想蓬勃發展。
承認自己不是圣人，只是一個君主，對于朱祁鈺而言，并不是難事。
胡濙滿是笑意，陛下始終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并不是那些空談之輩，坐而論道，這對大明是幸事。
他繼續說道：“陛下，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胡濙繼續展開自己講解禮法，陛下不是很喜歡儒家經典，這沒關系，禮法不是不便之物。
他可以多引用一些管子、墨子、諸子百家的觀點。
他的意思是皇帝就像人的心臟一樣，朝臣就像人九竅一樣，各司其職。
朱祁鈺點頭說道：“然也。”
“所以臣子輔佐陛下，勸諫陛下，制定政令，都是應有之意。”胡濙停頓了一下，目光有點閃爍，最終還是開口說道：“陛下，考中的舉人京師，或者天下文道，分為兩種。”
“一種是愛做夢的，他們善于編造各式各樣的夢，謂曰大同，比如丘濬就做夢，但是他根本無法踐行他那些主張。”
“一種是腳踏實地去踐行這個夢的人。”
“比如徐有貞在河套治水安民；比如李賢在南衙處理風力之事；比如李賓言在松江市舶司負責長江流域通衢九省天下物料之事。”
考中了文進士之后，會入翰林院，但很多進士進了翰林院，就開始做夢，或者也可以叫他們思想家。
他們在思考大明何去何從，會做一輩子的文章，朝廷選他們出來，就是讓他們思考的，讓他們做夢的。
丘濬的思考是超越時代的，和朱祁鈺的政令一模一樣，但是他們這些人，并沒有能力去實現那些理想。
朱祁鈺點頭，胡濙這番話是對的。
馬鼻祖也曾指出，在統治階級內部有兩種人，一種是實踐家，一種是思想家。
思想家的任務是為社會和本階級編造幻想。
編造的幻想有各式各樣，其中最高形式大約要屬于理想國的理論了。
這種理想國，并不是出于好奇，或者別出心裁，而是殘忍的、血腥的、無序的現實矛盾所結出的果實。
中原王朝的每一次的大思辨，幾乎都伴隨著大痛苦。
比如春秋無義戰，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無論對百姓、士大夫、軍卒都是大痛苦的時代。
比 比如公孫羊的大一統理論，在秦法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就是基于漢初七國之亂，應運而生。
每一次的大思辨，都在一點點的推動著歷史進程。
理想國在中原王朝的敘事結構中，稱之為：大同世界。
胡濙的思緒似乎飄飛回到了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幻想家們，幻想出了一個個的理想國的大同世界，五光十色，別開境天。
雖然各不相同，但是最后都是殊途同歸。
結束亂世，天下治平。
他笑著說道：“先儒構建的大同世界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在這個世界里，既有君臣貴賤之分，又有上下和睦相處。君愛民，民尊君，施仁政，薄稅斂，行教化，輕刑罰，救孤貧，老安少懷，所以仁義高于利。”
朱祁鈺不住的點頭，這是先儒，不是腐儒，先儒講的大同世界，腐儒們站著喝酒長衫。
這條路走著走著，就走歪了，具體而言，嘴上都是主義，心里都是生意。
胡濙繼續說道：“道家構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無何有之鄉，遂有至德之世。無為而治，天下泰安。”
“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斷于法。”
“法雖然只能由君主制定，不過法一經制定，公之于眾，不僅所有吏民要遵從，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是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與人兼相愛，交相利，并以此為基礎，一切尚同于天子。”
“在墨子的世界里，你愛我，我愛你，親人之親如己之親，愛人之財如己之財，所有人生活在一片愛聲之中。”
胡濙講明白了諸子百家構建的理想國，大同世界的瑰麗。
法家更像是社會契約論的世界，墨家更像是一個博愛的世界，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儒家則是王道樂土的世界。
管學則是各方面都沾了一點，不屬于各方，更像是雜家，講仁義高于利，又講仁義基于利。
這些大同世界是諸子百家在血腥現實面前，總結出的政治的總體設計和戰略目標。
胡濙感慨萬千的說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韓非子、商鞅對百姓流離，天下苦難，無不有一種追求，那就期盼圣人出，而天下治。”
“他們怒罵戰國時的所有諸侯為率獸食人之輩。”
朱祁鈺明白胡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們的龍旗大纛，他們扛著龍旗大纛，批判君主，針砭時事，這是一種朝廷的自我調節。
諸多大同世界的理論，是一種精神和輿論制約。
在諸子百家的敘事之中，所描繪的圣主、圣王、盛世成了一面鏡子，置于君主之旁，成為一種無形的理論制約。
這種理論上的制約，和六科給事中行封駁事，制度上的制約，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這種自我調節，正在逐漸失效。
朱祁鈺搖頭說道：“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許多人避實就虛，空談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舉大同，卻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無德行可言。”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蘇平、蘇正居然拿著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獲救消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只為了區區三百兩銀子。
蘇平、蘇正皆為儒生，他們也是在舉著大同世界的龍旗大纛，對皇帝口誅筆伐，說皇帝窮兵黷武。
他們真的關心百姓嗎？不是，但是他們不過是為名，為利罷了。
大明出了問題。
胡濙說道這里的時候，表情戚戚，他無奈的說道：“天下并無圣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竅，各司其職，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所以勸諫是必然的。”
“這種勸諫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顧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等文臣武將的集體反對，執意親征。”
“唉。”
在場的眾人，無不嘆息。
土木堡之變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愈合了，但是他帶來的歷史教訓卻是影響深遠。
胡濙無奈的說道：“君主凌駕萬物之上，士大夫行勸諫之事，往往拿不準主意，所以都會送到禮部，先把把關，這也是規矩之一。”
“鳳陽詩社壞了規矩，朝中禁談南遷、議和，他們搖唇鼓舌，制造風力，被陛下斬首，也是應當。”
蘇平和蘇正是因為把消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鈺十分鄭重的點頭說道：“進諫、納諫，本君圣臣賢之良事，現在卻成了朝中黨爭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認同的說道：“陛下，當初商鞅見秦孝公，秦孝公也不愿意采納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龍、杜摯、公子虔與商鞅各持一說，數日之后，秦孝公才覺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齊宣王并不喜歡孟子的仁政說，但他們還是不厭其煩地向孟子求教治國之術。”
“進諫與納諫，無論哪家哪派都在提倡，進諫和納諫便成為了公認的至德，并以此作為衡量賢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進死胡同了。”
儒家的經典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
于謙、胡濙、丘濬、襄王、李賓言、徐有貞等等，不約而同的去其他諸子百家中，尋求解決之道。
于謙經常引用老子學說，講外王內圣，講百年樹人，講國家之制。
胡濙自認無德，直接說儒家走進了死胡同，再不變，大明亡于腐。
丘濬主張仁義基于利，襄王主張利柄輕重論，李賓言心懷宇宙，仰望星空，觀望自然之道，總結了六等秩和四時之序。
徐有貞和陳鎰，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們對車駕被窮民苦力所壞，不以為意。
兩個摳腳大漢，為了惓惓以生靈為念，跋涉涉水，不講斯文禮儀只講工效。
正如朱祁鈺所言，大明的儒教禮法出了問題，伴隨著土木堡之變的大痛苦，必然有著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藝復興大約性質相同。
只不過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數實在是太多了，已經把大思辨認定為常事了而已。
朱祁鈺明白了胡濙的意思，點頭說道：“多一個選擇，多一個道路，多一個參考，多一個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